​         五代十国的乱世棋局中，权臣与君主的博弈向来是历史与影视创作的核心命题。《太平年》以吴越国胡进思的专权乱政为重要支线，倪大红饰演的这位 “复杂反派”，凭借拥立君主却又制衡王权的操作，成为钱弘俶成长路上的最大障碍。而当镜头转向中原后周阵营，郭威麾下那位手握兵权、老谋深算的节度使王峻，俨然是另一个 “胡进思”，其权力逻辑与行事轨迹，印证了乱世中权臣专权的共性困境。​

　　王峻与胡进思的崛起路径，都是 “拥立之功” 铺垫的权力根基。历史上的胡进思早年投奔钱镠，凭平定战乱的军功位列吴越功臣第二，晚年更是发动宫变废黜钱弘倧，拥立看似温和易控的钱弘俶，从此权倾朝野。剧中的王峻则是郭威起兵夺位的核心盟友，在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的过程中，他镇守后方、调度粮草，甚至不惜以全家性命为赌注支持兵变，这份 “从龙之功” 让他战后官拜枢密使，掌控军政大权，与胡进思 “剑履上殿” 的尊崇地位如出一辙。两人都深谙乱世生存法则：君主的宝座需要权臣的武力支撑，而权臣的权力则依附于拥立的 “拥立之恩”，这种相互绑定又彼此猜忌的关系，注定了后续的权力冲突。​

　　制衡君主、贪恋权位的本性，让两人成为各自阵营的 “隐形炸弹”。胡进思拥立钱弘俶后，本以为能操控这位闲散王爷，却不料钱弘俶逐渐展现治国之才，于是他处处设限，甚至意图再次发动兵变，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失势。王峻的专权更显张扬：他强行干预朝政决策，反对郭威立养子郭荣（柴荣）为继承人，主张重用自己的亲信；在官员任免上独断专行，连郭威拟提拔的官员都要先经他同意；更在朝堂上公开叫板，凭借兵权胁迫君主让步，活脱脱复刻了胡进思 “挟君主以令群臣” 的戏码。剧中有一幕极具隐喻：王峻手持兵权虎符，在军帐中与郭威议事时坐姿嚣张，眼神中满是试探与掌控欲，恰如胡进思在吴越王宫对钱弘俶的居高临下，两人都将 “拥立之功” 异化为专权的资本。​

　　两人的存在，都成为推动主角成长的关键镜像。钱弘俶在与胡进思的周旋中，从最初的隐忍退让到后来的果断制衡，逐渐褪去闲散王爷的稚气，成长为能驾驭权臣的成熟君主；而郭威面对王峻的步步紧逼，则展现了乱世君主的政治智慧 —— 他表面容忍王峻的跋扈，暗中扶持郭荣培养势力，在合适的时机以 “谋反” 罪名收网，既清除了权臣隐患，又巩固了郭荣的储君地位。剧中郭威与郭荣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：“乱世权臣如双刃剑，能用其力，却不能纵其欲”，这番话道破了君主与权臣的相处之道，也暗合了钱弘俶最终制衡胡进思的思路。​

　　王峻与胡进思的人物设定，不仅还原了五代十国 “权臣当道” 的历史真实，更揭示了深层的权力逻辑：乱世之中，兵权决定话语权，拥立之功往往成为权臣专权的借口，而君主的成熟则离不开与权臣的博弈。《太平年》通过这两个镜像式的人物，让观众看到：无论是南方割据的吴越国，还是意图统一的后周，权力的游戏规则从未改变。郭威手下的 “胡进思”，与钱弘俶面对的胡进思一样，都是乱世的必然产物，他们的存在，既让剧情充满张力，也让 “太平年” 的到来更具历史厚重感 —— 唯有终结权臣乱政、实现权力归一，天下才能真正告别动荡，迎来久违的安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