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太平年》对后周乱世的细腻刻画，让郭荣这位 “五代第一明君” 的悲剧宿命赚足观众唏嘘。剧中最引人深思的权谋戏码，莫过于显德六年（959 年）郭荣临终前的人事巨变 —— 一纸诏书罢免心腹爱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，将禁军大权转交赵匡胤。这一决定看似突兀，实则是郭荣权衡时局后的无奈之举，背后交织着皇权威胁、谶语催化与权力平衡的多重考量，成为后周政权更迭的关键伏笔。​

  张永德的特殊身份与兵权，是郭荣最核心的忌惮。作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，张永德不仅是皇亲国戚，更手握禁军精锐 “殿前诸班” 的指挥权。郭威当年为稳固郭荣的储君地位，刻意未给张永德皇子身份，但这位驸马都尉在军中根基深厚，高平之战中与赵匡胤并肩死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威望早已超越普通将领。郭荣病逝时，长子柴宗训年仅 7 岁，主少国疑的乱世中，手握重兵的皇亲最易成为篡位隐患。更关键的是，张永德与郭荣无直接血缘关系，相较于年幼的柴宗训，他具备 “名正言顺” 夺取皇位的实力与号召力，这让一生致力于终结乱世的郭荣无法安心托付江山。​

  “点检做天子” 的诡异谶语，成为罢免事件的直接导火索。剧中浓墨重彩还原了这一关键情节：郭荣北伐契丹途中突然染病，回军途中发现一块写有 “点检做天子” 的木板，恰逢时任殿前都点检的正是张永德。在迷信盛行的五代，这种谶语极具煽动性，而张永德的身份与权势恰好印证了预言的 “合理性”。对郭荣而言，这句谶语绝非偶然，更像是对潜在危机的警示 —— 五代以来，“天子宁有种乎，兵强马壮者为之耳” 的观念深入人心，手握禁军最高兵权的张永德，本身就是预言成真的最大可能。为防患于未然，罢免张永德成为郭荣消除隐患的必然选择，哪怕他深知这位老部下未必有反心。​

  权力结构的重新平衡，是郭荣托孤的深层布局。除了张永德，郭荣还面临另一重威胁 —— 外甥李重进。作为郭威的亲外甥，李重进同样手握兵权，且与张永德素有矛盾。郭荣生前一直试图调和二人关系，却始终未能彻底化解。临终前，他不仅罢免张永德，还将李重进外放为淮南节度使，使其远离京城权力中心。在郭荣的构想中，罢免张永德既能消除最直接的兵权威胁，又能打破两大外戚势力的对峙格局，为年幼的柴宗训扫清障碍。而选择赵匡胤接替殿前都点检一职，实则是看中其 “无显赫背景、对己忠心耿耿” 的特质 —— 赵匡胤出身普通武将家庭，既非皇亲国戚，又因高平之战的提拔对郭荣心怀感恩，在郭荣眼中是制衡各方势力的理想人选。​

  剧中这一情节的改编，精准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。郭荣的决定并非出于猜忌，而是乱世帝王的无奈权衡：他深知五代政权更迭的残酷，唯有削弱强势外戚的兵权，才能为幼子争取生存空间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他精心设计的权力平衡最终崩塌，赵匡胤在半年后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建立北宋。而被罢免的张永德，反而因 “无兵权威胁” 在宋朝备受礼遇，历经两朝六帝得以善终，这或许是郭荣未曾预料到的结局。​

  《太平年》通过这一权谋桥段，深刻揭示了乱世皇权的脆弱性。郭荣罢张永德，是为 “十年致太平” 的理想保驾护航，却终究没能逃过历史的宿命。这一情节不仅让观众看懂了五代乱世的生存法则，更让郭荣这位英主的形象更加立体 —— 他既有雄才大略的抱负，也有面对现实的妥协与无奈，而这场关乎权力与信任的抉择，也成为后世解读五代历史的关键密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