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及女性主义，大众常陷入单一化认知，仿佛只有某种固定模式才称得上 “真正的女性主义”。然而，正如贝尔・胡克斯的划分，女性主义本就是复数存在 —— 改革式女性主义聚焦职场性别平等，革命式女性主义致力于推翻父权与资本主义、种族主义的勾连，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则倡导个体将女性主义融入日常。遗憾的是，父权制主导的大众传媒，往往只筛选出温和易接受的部分，将 “独立自主 + 事业成功” 塑造成女性主义者的唯一标准，却将对浪漫爱、婚姻家庭的追求归为对立面，制造出 “事业 vs 婚姻”“进步 vs 传统” 的二元对立，忽略了女性复杂的生命经验。

         泰勒・斯威夫特的案例便极具代表性。她在作品中揭露性别双重标准、为少数群体发声，体现出改良式女性主义主张；凭借音乐事业跻身亿万富翁行列，又步入婚姻，被视作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标杆。但同时，她作品中的异性恋规范、传统性别分工，又让她带有保守色彩。这种矛盾恰恰说明，她无法被简单归为 “进步女性主义者” 或 “背离者”，将其订婚解读为背离女性主义，本身就是对女性主义复数性的漠视。

         更深层的误区在于，大众默认浪漫爱与亲密关系必然导致性别不平等，认为婚姻会让女性沦为附庸。可性别研究学者 Alice Evans 在《The Great Gender Divergence》中提出，浪漫爱实则是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。她通过对比发现，强调婚姻物质功能与亲属网络的地区，女性地位更低；而推崇婚姻中浪漫爱的地区，女性更受尊重。在中国，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性别平等水平较高，姓氏多样性也高，人们更易组建核心家庭；南方部分地区虽经济发达，但宗族观念强，姓氏多样性低，男孩偏好与已婚男性同父母居住的现象更普遍。

         Evans 解释，基于双向浪漫爱的关系中，双方会在乎彼此幸福，主动分担照护、支持对方事业。这恰如泰勒与特拉维斯的相处模式 —— 特拉维斯在公共平台大方表达爱慕，支持泰勒的事业，两人融入彼此职业世界，精神高度契合，既未失去自我，反而共同成长。或许，泰勒的婚姻实践，能为我们拓宽对亲密关系的想象，打破 “婚姻必然导致不平等” 的刻板印象。

          诚然，泰勒的 “顶级资源” 让她的选择对普通人参考有限，但围绕她的讨论，折射出当代女性的集体困境：渴望进步却被传统束缚，在社会结构中感到无力。正如《Bad Feminist》所言，女性主义复杂、多变且不完美，它本就是复数名词，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存在矛盾主张。真正的女性主义觉醒，或许始于拒绝 “唯一完美模版”，承认多元经验，让每个女性都能在自己的选择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