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，占据江淮、江南广袤疆域的南唐，与偏安浙苏闽一隅的吴越形成鲜明对峙。南唐疆域数倍于吴越，人口达 400-500 万，而吴越仅 250-350 万人口、15 万平方公里国土，却能相持数十年不落下风。核心原因在于吴越走出了一条 “小而精、富而稳” 的经济道路，以精准的发展策略弥补了国土人口短板，与南唐 “穷兵黩武、奢靡耗财” 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。​

  重农固本与基建先行，构筑了吴越经济的坚实根基。吴越历代君主深谙 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钱镠时期主持修建的钱塘江捍海石塘，有效抵御海潮侵袭，保护了沿岸万亩良田；设立 “撩湖军”“撩浅军” 常年疏浚西湖、太湖，构建起当时最完善的排灌与交通网络。这种以工代赈的举措虽初期引发民怨，但最终盘活了生产环境，使粮食产量从建国初期的 300 万石增至 500 万石以上，不仅实现自给自足，更有余粮储备应急。反观南唐，虽农业基础雄厚，却因长期扩张战争与统治阶层奢靡享乐，财富消耗过快，府库逐渐空虚，甚至出现 “征求供亿，府库为之耗竭” 的窘境。​

  工商并举与海外贸易，成为吴越经济的核心增量。依托江南物产优势，吴越丝织业、瓷器业蓬勃发展，“越罗吴绫” 与越窑青瓷工艺精湛，不仅畅销国内，更成为海外贸易的核心商品。当时中原 75% 的丝织品来自南方，其中吴越占比高达 65%，手工业的繁荣直接带动财政增收。更关键的是，面对陆路被南唐阻隔的困境，吴越全力开拓海外贸易，明州港、福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，与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通商频繁。海外贸易税与盐税占吴越财政的 60%，单季盐税就达 30 万缗，单位人口盐税是南唐的 1.8 倍，这种多元化财政结构，远超南唐依赖田赋的单一模式。​

  “保境安民” 的治国策略，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。吴越历代君主坚持 “事大原则”，向中原政权称臣纳贡，换取和平发展环境，避开了中原战乱与南方扩张纷争，得以专注内部建设。钱镠拒绝核查隐匿人口增税的提议，甚至杖责提议者，推行 “轻徭薄赋” 政策，百姓负担远轻于南唐。苏轼曾评价：“其民至于老死，不识兵革，四时嬉游，歌鼓之声相闻”，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流民迁入，人口稳步增长，形成 “百姓富、国库足” 的良性循环。而南唐需在江淮防备中原、南边防南汉、西边防马楚，战线绵长，军费开支巨大，经济发展始终受制于战争消耗。​

  吴越的成功，印证了 “非疆域广阔才能强国” 的治理智慧。它以农业为根基、工商为支柱、贸易为补充，在乱世中打造出 “世外桃源” 般的经济格局。尽管欧阳修曾指责吴越 “赋敛苛重”，但人口从不足百万增至后期五百余万的事实，足以证明其治理成效。相比之下，南唐虽疆域辽阔、初始实力更强，却因战略失误与经济结构失衡，最终由盛转衰。吴越的经济实践告诉我们：乱世之中，唯有坚守民本、精准施策、避开内耗，方能以小博大、长久立足，这也为后世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