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来热映的电影《酱园弄》引发了诸多争议。这部从诞生起就因全明星阵容、民国奇案题材而备受期待的大片，上映后却并未收获应有的票房与口碑。恰恰相反，全明星阵容不仅没有如预期般带来票房号召力，反倒因为片子在叙事逻辑、价值表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，既拉低了主角本就不多的路人缘，也让本片从一开始精心宣传的“女性觉醒”陷入到“虐女”的舆论漩涡中，不少观众认为影片过度渲染女性遭受的暴力与苦难，却缺乏对苦难背后社会根源的深入探讨。

不仅如此，有评论者也从主角詹周氏的真实人生经历出发，细致对比了影片对其经历的片面截取与故意删改之处。客观而言，杀人故事本身并不离奇，离奇的是詹周氏杀夫一案先后经历了汪伪政权、蒋介石政府、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，最终在人民政权的庇护下，她得以安然活到90岁。但影片却将重心放在展现本不复杂的案件及破案过程上，这种叙事选择背后，暗藏着主创们难以言说的“用心良苦”。

当然，这些角度都可以成为分析电影的切入点。不过，笔者认为，以上批评还远远不够到位。本片在创作中刻意篡改历史细节、画面充斥猎奇元素，上映之后又引发粉圈内斗、恶俗营销等争议。种种乱象的背后，固然有主创团队及资方的私心算计，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极少被舆论提及的核心问题，女性故事正在成为一门生意，一门服务于城市宣传、资本牟利的生意，而与任何真正的社会进步、价值正确与公平正义毫无关联。

那么，这门生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？笔者认为，其核心逻辑之一，便是以女性主义为光鲜幌子，行城市宣传之实。这可以被称为中国特有的“城市女性主义”：特定城市的文化资本娴熟地移植那些或凄惨或欢乐的女性故事，将其包装成具有普遍性和“正确性”的历史叙事。（免喷声明，本文的讨论只针对“城市女性主义”电影，不讨论“女性主义”本身）

这种叙事不仅垄断了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解释权，更试图推销一种“现代生活能解决所有问题”的万能方案。从之前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《爱情神话》《好东西》，到如今的《酱园弄》，我们能清晰看到这种运作模式的延续性，主导资方的地域构成大同小异，对历史书写的雄心也如出一辙。哪怕片方总能以“虚构故事”为借口搪塞质疑，可宣发阶段反复强调的“民国四大奇案之一”的标签，以及片尾“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”的免责声明，反倒像不打自招，暴露了其借“真实”之名行城市宣传之实的深层意图。

为了让这一“城市宣传”的叙事成立，影片在历史情境与阶层刻画上进行了刻意的篡改与扭曲。从历史情境来看，日伪统治末期，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在历史地平线缓缓浮现，那个行将朽木的日伪国家机器正处于摇摇欲坠的崩溃边缘。

詹周氏恰恰在这个时间点选择杀夫，这一情节设置暗合了革命/历史叙事的常见终点——旧秩序崩塌前夕的反抗。影片中，律师、记者等代表“公正”的势力纷纷粉墨登场，其行动确实能带来一时的大快人心，也让观众不难预见到最终结局：一桩本不复杂的案件，最终得到清算与审判，恶势力黯然退场，小人物虽有错却得以昭雪。

这种叙事模式与张艺谋有多大相似之处暂且不论，但熟悉历史的人会敏锐地发现，这种“三不管”的权力真空格局，根本不符合当时上海的真实境况，反倒更接近香港的社会生态。退一步讲，哪怕抛开对发生城市的错认，只要故事的时间点稍有延迟或提前，这个精心构建的叙事根基便会彻底崩塌。